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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案例論文(精選8篇)

民法是法學領域中最博大精深的一門學科,其理論艱深但又面向實際,以社會現實生活為其用武之地。學會和運用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是民法學習的重要一環,也是每一位民法初學者最起碼的基本功。下面是搜素整理的民法案例論文8篇,供大家參考閱讀。 民法案例論文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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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法學領域中最博大精深的一門學科,其理論艱深但又面向實際,以社會現實生活為其用武之地。學會和運用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是民法學習的重要一環,也是每一位民法初學者最起碼的基本功。下面是搜素整理的民法案例論文8篇,供大家參考閱讀。

民法案例論文第一篇:民事妨礙制度之實證法分析

  摘要:當前學術界對證明妨礙這一概念有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導致在學術研究乃至司法實踐中對這一概念使用存在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運用語義學對這一概念分析探究,應當統一適用“證明妨礙”,進而清晰規范概念。在對大量相關民事案例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證明妨礙制度在民事案件適用中存在適用條件不具體和法律效果單一等問題,重構證明妨礙法律后果,以保證民事裁判的公平公正。

  關鍵詞:證明妨礙; 法律后果; 重構;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Proof Obstruction in China: Starting from Civil Cases

  LIU Pei-quan

  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The current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ny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the concept of spoliation of evidence, resulting in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use of this concept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even judicial practic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uses semantic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erminology of this concept, and proposes a unified application of the name of spoliation of evidence in Chinese to regulating the concept express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ind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civil cases, the author finds some issues about the spoliation of evidence system in China which include applicable conditions are not specific and the legal effects are too single. Therefore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spoliation of evidence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By this way,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the process of spoliation of evidence in civil cases could be guaranteed.

  近年來,在健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證明妨礙”是學術界予以關注和研究的一個概念。雖說當事人雙方在法律上訴訟地位平等,但在訴訟期間由于其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所能動用的社會資源往往有所差異,不乏因證據僅存在于優勢一方當事人或者在第三人手中從而使劣勢一方當事人陷入證明不能的被動境地。因此,依照平等武裝原則完善證明制度,補齊劣勢一方的短板,使得雙方當事人和法院平等地接近并共同使用優勢一方獨占的證據,并懲罰優勢一方當事人妨礙證明的行為,以使當事人雙方重新達成平等武裝,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我們稱這種制度為證明妨礙制度。當前,證明妨礙制度在民事訴訟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誠如有論者所言:“為了實現集中審理的目標,更好地發現案件真實,對抗制賦予訴訟雙方當事人自由收集成為本案判決基礎的證據的機會和手段。為了使這種程序保證的賦予具有實質性的作用,當事人應當有充分的權利收集與案件相關的證據以進行實際的攻防,否則這種程序保障將有淪為僅止于形式之虞。”[1]

  一、證明妨礙概念之界定

  人們對證明妨礙概念的認識是一個復雜漸進的過程,不同學者、司法實務者受到不同理論的影響,切入點和著眼點不同,因而對證明妨礙存在不同的認識和表述。目前僅在司法裁判文書中,證明妨礙的使用就沒有統一。甚至,在同一篇裁判文書中也出現了不一致的表述。筆者對中國裁判文書網進行檢索,使用“證明妨礙”概念的裁判文書有204篇,使用“證明妨害”概念的有211篇,使用“證據妨礙”概念的有1588篇,使用“證據妨害”概念的有208篇,使用“舉證妨礙”概念的有111篇,使用“舉證妨害”概念的有7篇,其中不乏混合使用這些概念的文書。本應該用詞嚴謹、表達一致的正式法律文書尚且如此,不難想象學界對這一概念的認識有多么混亂。

  這些概念雖然相似,其實存在根本差別,如使用“證據妨礙”和“證明妨礙”的差別。使用“證據妨礙”強調的是對證據本身的隱藏、破壞,而使用“證明妨礙”,則既包括證據妨礙,也強調對證明這一過程的妨礙。“證明妨礙”的范圍明顯比“證據妨礙”要大。另外,“妨礙”和“妨害”的字義差別,則在于“妨害”帶有一種主觀惡性色彩,其實施行為多為故意,實施手段多為作為;而“妨礙”則側重強調客觀結果使證明陷于不利境地,其主觀方面既可以是故意,又可以是過失,實施手段既可以是作為,又可以是不作為。不同學者對證明妨礙的定義的差異其實就來源于這些詞匯的排列組合選擇,如果不理清這些用詞的差異,并選擇一種統一的用詞進行概念界定,則很可能造成討論范疇不同從而使對相關問題的探討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后果。因此,重新界定證明妨礙的概念十分必要。

  筆者認為,在上述幾個不同的概念表述中,“證明妨礙”這一概念表述最準確。理由如下:“證明妨礙”能更好地兼容現行法律的規定。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的規定,偽造、毀滅重要證據,是對“證據”的妨礙;但是“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示、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就很難說是對“證據”的妨礙,而是表明運用各種手段對整個證明的妨礙過程。因此,使用“證明妨礙”比使用“證據妨礙”更為準確、全面。另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15年1月30日)(以下簡稱“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的規定,書證在對方當事人控制之下,對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是一種比較溫和的、不作為的行為方式,很難說達到了“妨害”的程度,因此用“妨礙”比“妨害”更準確。

  綜上所述,學界和實務界應采用統一的“證明妨礙”概念,從而規范研究范式、推進司法用語的統一性。所謂證明妨礙,是指不負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基于故意或者過失,以作為或不作為,妨礙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的證明,使其對待證事實之證明陷于不能,則對該妨礙證明之人課以一定的不利的處置。

  二、民事妨礙制度之實證法分析

  (一)民事程序法中的適用:以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的適用案例為例

  民事裁定書一:《李大進與貴陽市陽關飼養場土地承包經營權確認糾紛案件民事裁定書》1。該裁定書是對李大進再審申請的駁回。在本案中,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為李大進,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為貴陽市陽關飼養場,李大進不服貴陽市中院的民事裁定,向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李大進申請再審時聲稱:二審裁定的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申請人持有足以推翻一、二審裁定認定“土地權屬存在爭議”這一事實的證據,被申請人曾以該證據與周邊農戶打過官司并以該證據辦理企業營業執照等手續。二審時申請人請求二審法院責令被申請人提交,但其拒不提交。根據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該認定申請人主張的該證據證明的事實成立。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3條“國家依法實行土地登記發證制度。依法登記的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的規定,我國實行嚴格的土地登記發證制度,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取得以人民政府依法登記并核發證書作為憑據,且土地登記資料可以公開查詢。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均未舉證提交被申請人已取得爭議土地所有權證書或使用權證書的證據,也未舉證說明是否已查詢過土地登記資料,該事實不明。因此,被申請人是否取得土地所有權證書或使用權證書,情況不明。

  根據該民事裁定書中相關內容,我們可以看出該案中再審申請人李大進根據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的規定,向法院提出了證明妨礙的申請,法院認為再審申請人未盡到證明被申請人持有足以推翻一、二審裁定認定“土地權屬存在爭議”這一事實的證據的證明責任,故沒有支持再審申請人的證明妨礙申請。

  民事裁定書二:《中化國際石油(天津)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嶗山支行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2。該裁定書支持中化國際石油(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化公司”)的再審申請。在本案中,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為中化公司,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為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嶗山支行(以下簡稱“建行嶗山支行”)。中化公司不服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審申請。

  中化公司申請再審時稱:二審判決僅因中化公司未提供與“和達通公司”的相關合同,便推定“涉案公章”為中化公司加蓋,認定基本事實證據不足。(1)鑒定結論已表明“涉案公章”與中化公司的工商備案公章不一致,應由建行嶗山支行舉證證明中化公司使用過“涉案公章”。(2)二審判決適用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推定“涉案公章”為中化公司加蓋,存在錯誤。首先,建行嶗山支行并未書面申請法院要求中化公司提交與“和達通公司”的相關合同,而僅在舉證期限屆滿后庭審時口頭提出該項請求。其次,二審法院要求提供的文件上并無中化公司公章,即便當時中化公司提供了該份文件,也不能實現其以該份文件上的印章與“涉案公章”比對鑒定的目的。

  建行嶗山支行陳述意見稱:中化公司陳述其拒不提交證據的理由為“中化公司關于舉證責任的分配認識錯誤”并非事實,二審法院明確要求中化公司提供該證據,并明確告知中化公司系法院指定的舉證責任分配,其拒不提交,應當承擔法院不予采納該證據的后果。故請求駁回中化公司的再審申請。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二審法院依據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的規定,要求中化公司提交其同時期交易合同,中化公司在舉證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而在再審審查中提交相關證據,造成訴訟資源的浪費,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5條的規定,對中化公司予以批評。由此引起本案再審,不屬于原審判決錯誤。

  在本案中,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書中對中化公司做出了批評,但還是同意了其再審申請。

  通過對比上述兩個再審裁定書中與證明妨礙相關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所確立的證明妨礙制度所存在問題:

  其一,適用條件不具體。以“申請理由成立”作為啟動適用該條文的法定要件,太過籠統而沒有可操作性。適當的啟動要件應當規定為:舉證責任人向法院申請妨礙人提交證據時盡到了一定的證明責任,證明妨礙人持有關鍵證據;或者是對妨礙人持有關鍵證據提供了相應線索。由于申請要件模糊不清,導致實踐中法官要根據案情判斷證明妨礙的申請理由是否成立,主觀性較大,這會給當事人申請證明妨礙造成疑慮,不利于證明妨礙制度的構建。在“民事裁定書一”中,法院認為舉證責任人未盡到對證明妨礙人持有足以推翻一、二審裁定認定的“土地權屬存在爭議”這一事實的證據的證明責任,故沒有支持舉證責任人的證明妨礙申請。但在“民事裁定書二”中,最高法院未直接提及舉證責任人的任何證明責任,就認定對方當事人應當提交相應證據。

  其二,法律效果太過單一。一項法律規范由假定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效果所構成。在該規范中,法律后果為“可以認定舉證責任人所主張的書證內容為真”,該法律后果太過于單一。在司法實踐中,舉證責任人的證明妨礙申請可能為真,也可能為假,有待于通過法定程序予以審查。如果不論案件具體情況如何,一概認定舉證責任人所主張的書證內容為真,沒有可選擇性,則會使得法律適用太過于死板,且該法律后果又太過于極端。將舉證責任人認定不能證明,不但直接免除了其對該待證事實的證明責任,甚至還認定舉證責任人所主張的內容為真。這種通過程序性裁判將案件結果推翻的制度并不符合我國注重查明事實真相的傳統正義觀和法律觀,為該制度的適用設定了天然障礙。此外,筆者瀏覽了100篇適用該法條的法律文書,竟無一篇為一審判決書,全是二審判決書、二審裁定書或者再審裁定書;同時,在上述“民事裁定書二”中,雖然妨礙人在二審中并未按時提交證據,但最高人民法院依舊認定其在再審申請中的證據提交為有效,這種做法違反了該條文保護舉證責任人的權益、平等武裝雙方當事人的立法宗旨,也不利于司法資源的節約。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了該條文在實踐中的適用并不具有普遍性,也不能充分保護證明妨礙申請人的權益,即達成平等武裝。只是被律師作為一種別出心裁且代價高昂的辯護手段,在無其他辯護手段時才補充使用。

  (二)民事實體法中的適用:以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8條適用案例為例

  民事裁定書三:《武迎飛與南京鼓樓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3。再審申請人武迎飛(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因與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南京鼓樓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一案,不服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武迎飛申請再審稱: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一審法院認為武迎飛有義務就鼓樓醫院的醫療行為是否給其造成損害后果舉證證明,并因武迎飛未明確其具體損害后果,亦不申請通過醫療損害鑒定的方式對其是否存在損害后果予以明確,同時,對其訴訟金額200萬元,未明確具體構成并提交相關證據予以證明,遂判決駁回武迎飛的訴訟請求。而在一審中,關于損害后果的問題,武迎飛已提交(2013)寧鼓醫調字第014號人民調解協議書,證明其與鼓樓醫院都已經明確損害后果存在。武迎飛已經完成舉證義務,不需要再進行鑒定,一審法院要求對損害后果進行鑒定,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自行進行鑒定。不能因武迎飛因經濟原因無力提請鑒定而歸責于武迎飛。尤其是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醫院用無證走私醫療器械為武迎飛手術。該醫療器械注冊證截止日期在手術日期前,進口單據現實主體與本案無關,醫院宣稱捐贈醫療器械卻無患者同意使用等證據。對這一基本事實,一審法院進行了回避。二審法院沒有查明案件事實,對損害后果避而不談,有鼓樓醫院違反《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的證據,卻得出鼓樓醫院沒有違法的結論,這里不合邏輯。

  再審被申請人辯稱:鼓樓醫院提交意見稱,武迎飛的再審申請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00條規定的情形,請求駁回其再審申請。

  侵權責任法第58條規定:“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可見,患者有損害事實是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的基礎和前提。本案中,需要對鼓樓醫院有過錯及該過錯與武迎飛受到損害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等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須以武迎飛有損害為基礎和前提,二審法院鑒于武迎飛并未證明其損害事實,故對這些后續問題未進行鑒定,并無不妥。

  從上述案件可以看出,即使在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頒布實施之后,涉及具體民事實體權益糾紛中的訴訟妨礙行為,有實體法規定的情形時,法院有時也直接適用實體法的規定,而不直接適用民訴法司法解釋的規定。其原因有二:其一,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所規定的證明妨礙的對象只有書證,范圍過窄,不能適應復雜的案件事實。證明妨礙的對象應該隨著這一制度的完善而逐漸擴大其范圍。其二,有關證明妨礙的特定情形,如醫療損害責任糾紛、離婚案件中的親子關系證明糾紛等,多規定于民事實體法中。在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與實體法相關條文存在競合的情況下,實體法的法律位階高于司法解釋。因此,可以通過立法程序,提高證明妨礙立法的法律位階,將其規定在民事訴訟法當中。 

三、證明妨礙法律后果之重構

  正如“裁判文書二”所提出和分析的,對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所確立的證明妨礙制度存在的法律后果單一化和極端化問題,應當加以解決。正如法諺所言,“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同樣的,救濟手段或者法律后果的單一化和極端化,也會造成一定程度上規制手段的無法實現。對于重構證明妨礙制度的法律后果,我們認為可以借鑒域外有關證明妨礙制度的主要學說和有益經驗。域外證明妨礙的主要觀點為:

  (一)證明責任轉換說

  證明責任轉換說,也稱證明責任倒置說。[2]有學者認為:“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倒置有其特定的含義,是指按照法律要件分類說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分配證明責任后,對依此分配結果原本應當由一方當事人對某法律要件事實存在證明責任,轉由另一方當事人就不存在該事實負證明責任。”[3]證明責任轉換說認為,有證明妨礙發生時,應將舉證者所主張的事實的證明責任轉換于妨礙者;將證明責任轉換于妨礙者,使其陷于敗訴的風險,借此可以防止證明妨礙的情況發生。[4]但是,我國理論界對此學說爭議頗大。

  (二)自由心證說

  自由心證說認為,當發生證明妨礙的情形時,法官可以認定舉證人的主張為真實。但是如果有其他證據方法存在,而妨礙者申請證據調查時,法院應當根據一般原則進行證據調查。而法院根據調查證據的結果及全部辯論意旨,依自由心證,認為舉證人的主張不真實的,應當認定為不真實。[5]與證明責任轉換說不同的是,自由心證說認為證明責任的分配只能通過法條進行規定,隨意將證明責任分配權歸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這將造成司法的不確定性。

  (三)證明標準降低說

  德國將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設定為確信真實或高度蓋然性的標準,由于設定的標準較高,在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無法證明的情況,無法實現立法主旨、具體正義。因此,有必要依據糾紛類型和具體案件的不同,為實現立法目的和解決具體的爭議,在特定情形下降低證明標準、減輕證明責任。在德國民事訴訟中,有關表見證明的判例和理論基礎應運而生。受德國民事訴訟理論的影響,日本也發展出“大致推定”的理論以實現減輕當事人證明負擔的目的。[6]

  (四)折中說

  即當遇有證明妨礙情形時,如果發生可達到證明責任轉換的證明減輕效果,原則上減輕舉證人的證明責任,但當妨礙者的目標是使舉證者證明不能時,轉換證明責任。

  (五)強制措施說

  民事訴訟強制措施是指為了維護民事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而由法律規定的、對有妨害訴訟行為的人實施的帶有強制性的排除措施。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1條便規定:“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些妨礙民事訴訟秩序的行為,不但侵犯了舉證責任人的權利,而且妨礙了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因此,在措施上也就必然以維護民事訴訟秩序為主要目的,主要通過懲戒來達成預防目的。

  我國學者認為證明責任的分配應當基于法律的規定,而不是法官的自由心證,反對證明責任轉換說和證明標準降低說,這有其內在的道理:在我國各項限制司法權濫用的法律制度遠遠未臻完善的司法環境下,給予法官改變甚至轉換證明責任標準的權力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事實上,自由心證說有一定的存在價值,自由心證說要求法院綜合考慮證明妨礙行為和其他證據調查結果,從而認定事實。在當事人有證明妨礙的行為時,法官應當就當事人是故意還是過失,是作為還是不作為,毀棄、隱匿的證據是否具有唯一性,當事人是否提出反證、如何平衡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進行綜合考量,酌定妨礙者應得的法律效果。

  但如果采用自由心證說,結合我國相關立法,則“法院無法根據證明妨礙行為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來靈活地做出不同的處理”[6]。退一步說,即使證據持有人沒有按舉證責任人的要求提供相關的證明材料,舉證責任人的主張也未必為真。采用此說意味著,法官在法律實踐中會通過各種各樣的妥協,去中和單一化和極端化的懲罰手段所造成的問題,如上述“裁判文書二”中最高人民法院對證據持有人在再審申訴中才提交相關證據所作的妥協。

  可能有人會問,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1款前兩項不也是有關證明妨礙的規定嗎?其法律后果難道不是對最高法解釋第112條規定的證明妨礙制度的法律后果的補充嗎?

  首先,以部門法的規定作為司法解釋規定的補充存在法律位階上的矛盾。其次,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1條雖然規定了“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在法律實踐中該條文卻鮮有運用。

  筆者在“無訟網”共查閱到涉及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的裁判文書37篇,時間跨度為2007年到現在,其中10篇涉及第111條前兩款,但在最終判決或裁定中無一篇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11條前兩款關于對可能存在的偽造、毀滅重要證據,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行為進行處罰的。筆者擔憂數據總量較少,后又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和“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為詞條進行檢索,其結果大致相當。針對一方當事人對對方當事人可能存在這些行為的主張,法院一般有四種應對手段。第一種是直接不予理睬;第二種是認為在證據異議的期間內未申請鑒定,證據異議無效;第三種是對在證據異議期間內提出的鑒定申請不予準許;第四種是對偽造的證據不予采納,但也不予判罰。附一案例4為證:

  原告侯某蓮為上蔡縣一諾棉業公司職工,從1994年開始承包一諾棉業公司旗下的宏業賓館,承包合同10年到期后又續簽,期間為2015年1月1日到2024年12月31日,承包范圍包括賓館樓下的幾間櫥窗。被告劉某為其中一間門面房的承租人,2009年8月份,原被告簽訂租賃合同,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止。2014年10月份,原告通知被告要么續簽合同,要么歸還櫥窗,被告同意繼續使用并協商約定每月租金2000元。此后經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不繳納租金,并強制要求按照每月2000元的價格,也一次簽訂租期為10年的合同,甚至對原告進行威脅,至今仍拒絕交還櫥窗。一審中,原告請求被告交還櫥窗,并支付逾期騰房占有使用費。被告辯稱從未與原告簽過合同,而是一開始與墊資修建宏業賓館的梁某簽訂的租賃合同,后于2007年4月1日開始,與原告親屬劉某霞簽訂為期3年的租賃合同,在合同到期后,又與劉某霞簽訂了從2010年3月31日到2014年12月31日的租賃合同。劉某霞當庭作證被告提供的合同系偽造,后合同上的簽名又經筆跡鑒定,認定非劉某霞所簽。

  在上蔡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中,沒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1款第1項的規定對被告劉某作偽證的事實進行處罰,只是不支持被告劉某的訴訟主張,判其十日內騰出櫥窗并交納租賃費和占有使用費。

  筆者對此非常疑惑,在判決作出后詢問該案主審法官:為何不對被告的故意偽造證據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11條規定進行罰款和拘留處罰?主審法官答曰:不只是在此案中,本院為了防止原、被告雙方的矛盾激化,以致判決不能定分止爭,使案件進入二審和再審,一般都不適用此條文。由此可以看出,證明妨礙法律后果的重構涉及的不只是證明妨礙制度本身的問題,相關配套制度的完善和司法理念的改變也至關重要,而這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問題,在此不多做贅述。

  綜上,應將自由心證說與強制措施說結合,形成一種新的折中說作為我國司法實踐的指導,并在立法層面對“偽造、毀滅重要證據,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處罰,從以懲罰妨礙民事訴訟進程為目的的民事訴訟法第111條中摘出來,將民事訴訟法第111條前兩款規定的實體性法律后果和最高法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12條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放在一起,并根據證明妨礙的行為方式、行為的主觀性、相關證據的唯一性與否等因素,設置不同層次、輕重相宜的法律后果,并將這些不同情形的法律后果綜合規定在民事訴訟法的某一條文當中,可作為我國證明妨礙制度法律后果重構的最佳路徑。

  參考文獻

  [1]包冰峰.民事訴訟證明妨礙制度研究[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1.引言.
  [2]張衛平.證明妨害及對策探討[C].證據學論壇(第七卷),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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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包冰鋒.多元化適用: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選擇路徑[J].現代法學,2011(5):86,93.

  注釋

  1參見《李大進與貴陽市陽關飼養場土地承包經營權確認糾紛案件民事裁定書》,(2015)黔高民申字第1548號。
  2參見《中化國際石油(天津)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嶗山支行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2017)最高法民申725號。
  3參見《武迎飛與南京鼓樓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2017)蘇民申315號。
  4參見河南省上蔡縣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5)上民二初字第142號。

民法案例論文第二篇:偽造民事證據的行為如何定性

  摘要:民事糾紛在逐步上升 , 而行為人在民事訴訟中惡意偽造證據、意欲通過法院的判決強行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也屢見不鮮 , 嚴重侵犯了我國正常的司法活動和司法秩序 , 在社會上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 不嚴懲不足以平民憤。但我國刑法目前對此種行為的處罰尚無明文規定 , 致使司法實踐中無法操作。建議增設偽造民事證據罪 , 對此行為進行刑罰處罰。

  關鍵詞:偽造民事證據; 定罪處罰; 偽造民事證據罪;

  一、基本案情

  某掛毯廠成立于1998年1月1日, 是某縣某商場 (國有) 投資45萬元固定資產組建的下屬企業, 聘用社會人員王功擔任該廠法定代表人, 經濟性質為國有。王功自籌流動資金及設備, 實行獨立核算, 承包經營。后該掛毯廠經營虧損倒閉, 王功被解聘。

  1999年9月的一天, 王功對其朋友王華說:“我在某掛毯廠投入了35萬元資金, 因交不上承包費, 被商場給鎖了門, 我投上的35萬元也拿不出來了。”王華由于個人開飯店時打過官司, 懂得一些法律常識, 便說:“這事你可以通過打官司解決, 由我出面來和某掛毯廠打這個官司。你投入的35萬元, 就說是你借我的, 你給我寫上借條和借款協議, 我用這些證據起訴某掛毯廠, 掛毯廠無力償還, 某商場就負連帶清償責任, 這樣你投入的35萬元就會通過法院判決拿出來了。”王功聽后同意。三天后, 王功用早已蓋好某掛毯廠公章的空白收款收據和信紙給王華寫了一份借款35萬元的假收據和一份假借款協議。同時, 王功擔心王華打贏官司后會獨吞35萬元, 又讓王華分別給他妻子及內弟各寫了15萬元的借條, 此二條與35萬元之差5萬元, 作為王華打官司的辛苦費。

  1999年12月, 王華用偽造的借條和借款協議, 到法院起訴了某縣某掛毯廠, 要求某掛毯廠償還其35萬元借款, 并由某商場負連帶責任。法院經審查受理了此案, 經五次開庭, 認為表面證據確實充分, 但因某商場舉報該案中涉嫌經濟犯罪, 故未能作出判決。

  另外, 王功又三次采取同樣方法偽造證據, 與其他客戶共謀, 意欲通過法院的錯誤判決來占有某商場的資產達十余萬元。此案經檢察機關介入, 王功等最終未遂。

  二、分歧意見

  對于此案的定性處理, 存有較大分歧, 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 二王的行為構成貪污罪, 系共同犯罪。理由是:1.王功系某商場 (國營) 聘用的下屬分廠某掛毯廠廠長, 是受國有企業的委派和任命, 到國有企業從事管理經營工作的人員, 根據刑法第93條之規定, 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2.王功客觀上實施了利用擔任掛毯廠廠長的職務之便, 伙同其朋友王華用事先準備好的蓋好掛毯廠公章的空白收款收據偽造借款條和借款協議, 將掛毯廠和某商場起訴到法院、意欲占有國有財產的行為。3.二王主觀上具有通過法院的錯誤判決占有國有財產的故意。二人主要是利用了王功擔任廠長的職務便利, 系共同犯罪。二王意欲占有的數額特別巨大, 影響十分惡劣, 對二人的行為應以貪污罪 (未遂) 定罪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 二王的行為應定詐騙罪 (未遂) 。理由是:1.王功在實施意欲占有國有財產行為時已被某商場解聘, 成為社會人員, 屬一般主體。2.二王實施了用事先準備好的蓋有掛毯廠公章的空白收款收據偽造借款條和借款協議, 將掛毯廠和某商場起訴到法院, 意欲通過法院的錯誤判決來騙取某商場財物的行為。3.二王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因此, 縱觀該案, 二王偽造證據隱瞞事實向法院起訴, 意圖通過法院的錯誤判決來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 符合詐騙罪的特征, 應以詐騙罪 (未遂) 定罪處罰。

  第三種意見認為, 二王的行為不應以犯罪處理, 屬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情形。理由是:二王所侵犯的客體是正常的司法活動、司法秩序和國有財產的所有權。二王要想占有某商場的財產, 必須通過法院的判決和法院的強制性來達到。因此, 二王的行為只是一個條件, 并不必然、直接地導致損害結果的發生。且本案中二王并未實際占有到國有財產, 處于未遂狀態, 則不宜追究其刑事責任。而我國刑法中對此種行為又無具體的規定, 因此, 二王的行為, 根據我國刑法關于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規定, 不能以犯罪論處。

  三、評析

  要想給該案準確定性, 必須弄清以下三個問題:1.王功能否以國家工作人員論。2.二王的行為能否以詐騙罪 (未遂) 來定罪處罰。3.二王的行為我國刑法上有無明文規定。下面筆者逐一加以分析:

  (一) 王功能否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從本案可以看出, 一是王功開始雖被某商場 (國營) 聘為其下屬分廠的廠長, 但該廠也有王功個人的投資, 某商場只是提供了房屋, 流動資金等都是王功個人籌集, 自主經營, 只是向某商場交承包費, 因此, 該掛毯廠名義上雖是國有企業, 但實際上是租用某商場房屋, 掛靠在某商場的私有企業, 不具有國有企業性質。二是王功在實施意欲占有國有財產行為時已被某商場解聘, 成為社會一般人員, 他所實施的行為與其曾擔任的某掛毯廠廠長職務無內在聯系, 并未利用其職務之便。因而王功也就不能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不構成貪污罪的主體。三是雖然在有關的學術探討中, 有些學者認為貪污罪存在未遂, 但我國司法解釋卻未對此作出相關規定, 司法實踐中, 對處于未遂狀態的貪污行為也未作犯罪處理。因此, 對處于未遂狀態的貪污行為不應處罰。根據上述理由, 二王共謀意欲占有國有財產的行為, 也就不能以貪污罪 (未遂) 來定罪處罰。

  (二) 二王的行為能否以詐騙罪 (未遂) 定罪處罰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王功屬于社會一般人員, 不能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系一般主體。同時, 二王共謀實施了偽造證據、意欲通過法院的判決來騙取國有財產的行為。但二王偽造證據向法院起訴只是其用來騙取國有財產的一種手段, 如果二王通過法院的錯誤判決和強制執行已經實際占有了國有財產, 且數額達到了詐騙罪的立案標準, 則可以詐騙罪定罪處罰。但本案中二王最終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實際占有到國有財產, 處于未遂狀態。從法理上講, 二王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未遂) 沒有問題, 但在司法實踐中, 對詐騙罪的處罰, 一般要求為結果犯, 對處于未遂狀態的詐騙行為一般不予刑事處罰。因此, 本案中二王的行為雖然在法理上能構成詐騙罪 (未遂) , 但司法實踐中卻不宜以詐騙罪 (未遂) 定罪處罰。

  (三) 二王的行為在我國刑法上有無明文規定

  要看二王的行為在我國刑法上有無明文規定, 首先要清楚二王的行為所侵犯的客體是什么。本案中, 雖然二王的目的是為了占有國有財產, 但卻未能達到, 其詐騙行為處于未遂狀態, 實踐中則不宜以犯罪論處。在此種情況下, 筆者認為, 本案中二王侵犯的國有財產所有權的行為處于未遂狀態, 其行為實際侵犯的客體則主要是我國正常的司法活動和司法秩序。在我國刑法妨礙司法罪章節中, 明確規定偽證罪僅適用于刑事訴訟中, 而不適用于民事訴訟。在妨礙司法罪的其他條款中, 對二王的行為未作規定, 刑法其他章節也未見有規定, 同時缺乏相關的司法解釋。可見, 二王的行為在我國刑法中尚無明文規定。

  通過以上分析, 我們可以看出, 二王串通偽造證據、意欲通過法院的錯誤判決占有國有財產、嚴重侵犯我國正常的司法活動的行為, 實踐中既不能以貪污罪 (未遂) 定罪處罰, 也不能以詐騙罪 (未遂) 定罪處罰, 屬于我國刑法上無明文規定的情況,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 二王的行為則不能以犯罪論處。因此, 筆者認為, 該案中第三種意見是正確的。

  四、偽造民事證據的行為應不應該給予刑罰處罰

  該案的發生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罰之無據, 放之有害, 執法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此案件的出現, 實際是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于民事訴訟中惡意串通, 偽造編造證據, 意欲占有他人財物, 給司法活動造成嚴重后果的或影響十分惡劣的行為, 應不應該對其進行刑罰處罰。除上述案例外, 筆者在實踐中還遇到過好幾起類似的案件, 表現形式不一, 其實質都是相互串通, 偽造證據, 意欲通過法院的判決或調解強行占有他人財產 (連帶責任) , 且涉案數額都相當大, 影響十分惡劣, 有的甚至逼死人命。有些案件未通過法院強制執行, 行為人目的未達到;有些案件已通過法院強制執行, 但行為人實際占有的財產數額尚達不到詐騙罪或其他罪的立案標準等等。當前在民事訴訟中, 這種行為的發生呈逐步上升之勢, 而且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 應引起司法工作者、法學界和上級立法部門的高度重視, 采取切實措施加以解決。

  筆者認為, 要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關鍵看該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是否達到構成某種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下限。“宣示凡是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低于該下限的, 則一律不得被認定構成犯罪, 并進行處罰, 以保障人權;凡是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超出該下限 (包括該下限) 的, 則一律被認定為構成犯罪, 并進行處罰, 以保護社會。也就是刑法理論常講的‘舉輕以明重’”1。民事訴訟中偽造證據的行為, 其社會危害性是有目共睹的, 只不過在各個案件中其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不一罷了。這就要求我們正確區分這些行為, 準確把握好這個“限度”。對于社會危害性大的, 已達到構成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下限的, 就應該以犯罪論處, 使其受到刑罰處罰;凡是社會危害程度低于該下限的, 則一律不得被認定構成犯罪, 并進行刑罰處罰。在此關鍵是這個“限”怎么把握的問題。如上述案件中, 二王惡意串通偽造證據、意欲占有國有財產的行為嚴重擾亂了我國正常的司法活動、司法秩序以及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 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 嚴重破壞了法律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且涉案數額特別巨大, 影響極其惡劣, 社會危害性極大。筆者認為, 二王的行為已經達到了構成某種犯罪的下限, 應該以犯罪論處。否則, 勢必會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 敗壞社會風氣, 給司法秩序和社會經濟秩序造成十分不利的后果。

  五、對偽造民事證據行為應如何處罰

  民事訴訟中惡意串通偽造證據的行為, 根據情節輕重, 應分別處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2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 偽造、毀滅重要證據, 妨礙人民法院審查案件的; (二) 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根據以上規定, 對于民事訴訟中情節較輕的偽造證據行為, 可以處以罰款或拘留, 對于情節嚴重的偽造證據行為應如何處罰, 實踐中則不好把握。民事訴訟法第102條只是作了籠統的規定, 但“重要證據”的法律標準、“妨礙人民法院審查案件”的構成要件是什么, 司法實踐中具體如何操作, 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 均未作出規定。我國現行刑法對這些惡意串通偽造證據的行為則只規定適用于刑事訴訟中, 這就使得對民事訴訟中一些應受刑罰處罰的偽造證據行為的制裁缺乏法律依據。筆者認為, 對偽造民事證據的嚴重行為, 應當定罪處罰。

  鑒于我國刑法對此種行為無明文規定、又無相關司法解釋的情況, 筆者建議, 對于民事訴訟中惡意串通, 偽造證據, 意欲通過法院的判決占有他人財物, 涉案數額較大, 影響惡劣的, 或已造成嚴重后果的, 嚴重侵犯我國司法活動的行為, 應該在刑法“妨礙司法罪”中增設一個新罪名——偽造民事證據罪。其條文為:在民事訴訟中偽造證據, 意欲通過法院的判決或調解等占有他人財物, 數額巨大, 影響惡劣的,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 影響特別惡劣的或已造成嚴重后果的, 處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處罰金。

  注釋

  1 姜偉、陳正云:“罪刑法定與刑法解釋”, 載《人民檢察》2001年第1期,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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